我感到这是天意。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过去那些爱我的和我爱的女孩都无结果，因为上帝给我安排的才女高喜爱在前边等着我！多么幸福啊，我这个土里巴几的农村孩子！ 不能说我是有家不能归，但确实是有家不好归。宝鸡成了我的家，那一段时间我和喜爱主要来往于宝鸡——西安之间。有一次，我同喜爱由宝鸡回西安，顺路去眉县马场看望她嫂子贾冬梅。冬梅嫂子下乡后被招到眉县马场工作。我们从宝鸡坐火车到眉县火车站，然后步行过渭河去马场。渭河上是临时搭建的浮桥，比较窄狭，显得很不坚固，天又快黑了，喜爱抓住了我的手，我们一起小心翼翼的过河。这是我们确定恋爱关系以来的第一次牵手，给我留下了终生的记忆。 在眉县马场，冬梅嫂子热情的接待了我们。我们参观了马场，冬梅嫂子姣小的身体梳弄高大的马匹，马竟十分温顺，给我以“美女宝马”的印象。晚上，冬梅嫂子安排我们分头住下。第二天，我俩一同回到学校。 1968年3月28日，我在学校行政楼前去散步，看见几个学生驾着彭康校长从行政楼前的马路上向东走，听说是他们驾着彭校长到图书馆前的毛主席像前“请罪”，“请罪”之后，看到彭校长身体情况不好，驾着往交大一村方向去。我看见他们时，彭康校长瘦弱的身子已举步艰难了，看样子自己已无法站立了，完全由别人驾着走，两条腿无力的在地上交换着步子，耷拉着头，眼睛几乎没有睁。这群人走过去后，我就到别处散步了。事后听说，那是交大极左派组织“抗大战校”工企排的学生游斗彭康校长，年老体弱的彭康校长就在这次游斗后丧命了。 彭康（1901——1968），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江西萍乡人，1919年至1927年间留学日本，修完了帝国大学哲学系的全部课程后毅然回国。回国后，即加入新文学团体——创造社，首译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和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总结》。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初担任中央文委书记，同年出版《前奏曲》论文集。1928年至1930年间，兼任上海艺术大学、上海群治大学教授。1930年初，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工作，为领导成员之一。1930年4月，在上海英租界被捕，在监狱和反省院中被囚禁了7年余，坚持与敌人进行斗争，始终保持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在反省院，敌人要他在事先拟好的“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声明上签字，他看了声明之后，坚持要把“拥护蒋委员长”后边的逗号去掉，成为“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否则绝不签字。1937年8月，彭康被释放后，先后担任安徽工委书记，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和秘书长，华中局宣传部长，华中党校副校长，建设大学校长，华东局宣传部长，山东分局宣传部长等职，1952年11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任命彭康为交通大学校长。任命通知书由毛泽东主席签署。 彭康校长去世后，有一天我在校园散步，看见彭校长的爱人王琏从图书馆东边大道由南往北走，可能是要回交大一村的家里去，她步履蹒跚，吃力地一步一步往前挪，后来，实在走不动了，就在路旁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无助地四顾了一下，静静地坐在那里休息。我从她前边走过，心里顿生悲哀。她是交大图书馆馆长，是我国装甲兵司令陈士榘的妹妹，是一位革命老干部，如今丈夫去世，孤苦伶仃，实在令人悲伤。 1968年8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连同1967年11月进驻学校的解放军干部组成了工、军宣队，领导学校的一切工作。 学生们陆续回到学校。我们电机系电制专业的工宣队是来自兴平秦岭公司的工人师傅。秦岭公司是航空工业生产电机电器设备的大型军工企业。工宣队进校后，组织学生开展种类活动。他们带领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跳忠字舞，也安排学生的复课学习。我们电制专业的几位工宣队师傅绝大部分都不错，领头的叫张建钢，高个子，中等身材，说话做事还挺稳健。陈发理师傅比较热情，爱和同学一块交谈，说笑，很关心同学们的生活和学习。有个姓郭的师傅性情很温和，同人说话总喜欢用手捂住鼻子笑一阵，和大家关系很融洽。有个年轻的女工宣队员身材娇小，活泼开朗，经常带领同学跳忠字舞。她的一招一式婀娜优美，楚楚动人，据说我们班有的同学竟对她产生了好感。当然工人师傅中也有个别人确实水平不高，有一个个子不高，身材丰满的中年工宣队员，说话做事就显得简单毛糙，同人下棋争强好胜，竟采取偷匹悔招的手法，实在贻笑大方。喜爱母亲突患脑溢血，我向他请假，说明喜爱她哥在西宁工作，家中无人照顾老人家，我得去宝鸡看一看。谁知他不但不同意，还说出一句不通情理的话：“你女朋友的母亲病了，你去干啥？她家里没人，叫邻居们招呼一下就行了嘛！”我一下子来了气，年轻气盛的我这时候顾不了许多，立即和他吵起来：“如果你母亲病倒了，你让邻居招呼一下行不行？”呛得他无话可说，最后还是同意我回宝鸡去。 复课闹革命期间，交大电器教研室的著名教授“三王一张”都和我们班同学接触较多。王季梅教授是电器学领域的权威，给我们讲课时总是循循善诱，反复询问我们哪些地方没有听懂，在课堂上注意与学生互动。我想这一方面可能是他的教学特点，另一方面可能他考虑到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我们许多功课，怕我们听不懂，所以讲一会儿，就询问我们听懂了没有。有同学提问，他就不厌其烦的反复讲解，并且总是面带笑容，可敬可亲。王季梅老师是一个动手能力很强的学者，他在学生时代就研制新工艺制肥皂的方法，他的家庭电器厂生产的电器设备是优秀品牌，很受用户欢迎，他研究出独特的热处理工艺，生产的工业电阻器性能优良，价廉物美。我在交大上学时，交大实验室还在使用着他家工厂许多年前生产的普通电阻器。王季梅老师治学严谨，处事原则性很强。据我们班同学陈仲升讲，文化革命中，学校实验室的工人开他的批判会，有个工人揭发说，王老师说过一句当时被认为有问题的话，一向和霭谦恭的王老师义正辞严的反驳他：“这话明明是你说的，怎么赖到别人头上？”由于王老师讲的是事实，这个工人无言以对，批判会也就不了了之。 我参加工作后，有一次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召开全省会员代表大会，我作为代表出席会议。在西安止园饭店会场上，我见到王季梅老师。十多年没见面，偶然相遇，王老师亲切的问我毕业后的工作情况，其关怀爱护之情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王哲生老师给我上过电机实验课。我拜读过王其平老师的著作《电弧理论》。张汉扬老师也给我讲过专业课，他是一个老学究式的教授，讲课抑扬顿挫，不紧不慢，很有风度。工宣队组织老师跳忠字舞，他手脚动作不协调，一边看前边领舞的工宣队员，一边跟着学动作，人家动一下胳膊，他动一下胳膊，人家动一下腿，他动一下腿，笨拙之态令人酸楚。 文化大革命中，大搞红海洋、红宝书、跳忠字舞，甚至组织“红恐队”，即“红色恐怖队”。所谓红海洋，就是到处刷红标语，有的甚至把外墙全刷成红颜色。所谓红宝书，就是红色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不离身。更为厉害的是全民大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不论是小脚老太太，还是刚懂事的小孩子，都要在早上和晚上跳用毛主席语录谱曲的歌颂毛主席的舞蹈，并且要面对毛主席像，怀抱《毛主席语录》向毛主席汇报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有一次我从宝鸡回学校到校东方红调查组给钟泽章汇报工作，我正汇报着，钟泽章看了一下手表，突然站起来走到对面墙上贴的毛主席像前，深深地鞠了个躬，然后嘴里嘟嘟囔囔的念着：“要斗私批修，要斗私批修，要斗私批修！”然后不知小声念叨着什么。我坐在一旁十分不自然，也不敢对这种宗教式的行动发出笑声。他做完了他的一切过程，又悄然回来同我谈话。房间里仅我们两人，不知他一人的时候，是否也坚持按时进行这种仪式。 工宣队和军宣队领导学校“斗、批、改”，“斗”是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是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改”是改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斗、批、改”中许多事情是搞错了，把革命老干部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把学生中的一些不当言论或甚至无不当的言论当“反动言论”来批，来斗，把多年来形成的符合教育规律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式当作错误的东西来批，来改，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和巨大的损失。我们电制43班比较平稳，没有对老师、对同学进行什么过激的行动，开会讨论也只是做些官样文章。电制44班同属电器专门化，所以有时在一起开展一些活动，同我们接触较多。电制44班的“斗批改”就搞得比较激烈。他们班的刘延鸿同学据说搞什么小集团，就被看管了起来，每天安排学生监管他的行动，晚上睡觉也安排学生睡在靠近宿舍门的地方，防止刘延鸿逃跑或自杀。对刘延鸿的批斗和处理，我们电制43班的同学都没有参加过，也不知道他究竟有什么问题。我们毕业分配时，刘延鸿被留在学校监督劳动改造，曾在校砖瓦窑内背砖瓦。我和刘延鸿比较熟悉，他家在宝鸡，和他住同一院子的刘润生是喜爱她哥新喜的同事和好朋友。刘润生经常给我介绍刘延鸿的一些情况，后来落实政策，刘延鸿的问题得到平反，被分配到宝鸡市科委工作。他努力搞技术革新，小有成效，后来干脆下海办企业，靠着艰苦的创业精神和非凡的苦干实干，终于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刘延鸿说，他刚下海创业时，为了省钱，从西安进设备配件，都是自己亲自肩扛手提往宝鸡运。有一次他扛了一百多斤的配件坐火车，车站验重收费，过磅员惊奇的说：“这人怎么能扛动这么重的东西！”刘延鸿说：“为了创业，我也不知道当时哪来的那么大力气。”刘延鸿曾邀我到他的工厂里去参观过，那是他在宝鸡十里铺附近收购的一家国有破产企业，厂房、设备都还不错，是一个中小型企业。刘延鸿在西安高新开发区太白小区有一个研究所，他曾在西安西影路为他聘用的高级技术人员购买了十套住房，但因那些技术人员不愿去住，他托我找关系将其中的九套卖掉，我找了我的老朋友王天昌帮刘延鸿处理这件事。王天昌时任陕西省国防工办秦军监理所所长，他曾先后担任过蔡家坡前进机械厂和武功渭源机械厂厂长，这两个厂都是国防工办下属的军工厂。王天昌接手处理刘延鸿在西影路的房产后，我就再没过问此事，听说此事办得还比较顺利。 刘延鸿喜欢书法。我因退休后主要编辑书画类刊物，所以同刘延鸿来往较多，他每来国防工办看我，总要给我送点烟之类的礼物。他曾任宝鸡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交大校庆时还给母校捐过款。他给我讲过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迫害。他说，其他同学毕业分配后，他们那些所谓有问题的学生被留校劳改，在砖瓦场劳动，经常冒着高温从窑里往外背砖头，累得半死不活。他说，他刚平反时，曾到西安微电机厂门口去等过他们班当时文革小组长牛双强，要揍牛双强，只是久等不遇，只好作罢。我劝他，这是当时的政治形势造成的，不能全怨牛双强，当时咱们都是学生，受政治形势影响，说一些不适当的话，做一些不适当的事不足为奇，事情过去了，就不要计较了，“相逢一笑泯恩仇”。可惜刘延鸿身患糖尿病，后来不久便去世了。 1968年的夏天，我们班去徐杨公社参加夏收劳动。我住在一个家庭成分为富农的青年农民家里。徐杨公社是当时很有名的农村先进公社，我们在这里劳动，觉得这个村的农民挺好的，似乎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太紧，大家和平相处，共同劳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样的环境还是不太多的。我们的房东小伙虽然家庭成分高，但在村子里并未受歧视，在村里业余剧团排演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时，他扮演了英雄人物杨志荣，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小伙子劳动之余还常和我们闲谈。有一次，他给我说：“我们这里的包谷糁最好喝，这是因为这里水带碱性，熬出来的包谷糁味道同其他地方不一样。”我一住进这个村，就觉得这里的包谷糁特别好喝，但不知什么原因，经他一说，才知道是水土的原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虽是乡下农村，但独特的包谷糁是城里人喝不到的。这个村也搞文化大革命，但不轰轰烈烈，十分平淡。只是每天早晨上工时，一个瘦高个的中年农民，胸前戴着一枚毛主席像章，领大家朗读几段毛主席语录就完事了。我们学生的生活更显得松散。有一天，我还同我班同学刘淑茶一起骑自行车到闫良镇上玩了一回。 我们电制四三班陕西籍同学有4个，刘淑茶是户县人，张睿是乾县人，姬竹莲是米脂人。平时我们几位关中道上的老乡就来往多一些，我和刘淑茶的来往更多一点，这里有一点同病相怜的原因。文化大革命中，刘淑茶的父亲被查出有任伪警长的历史问题，这件事本来学校里不知道，有一次刘淑茶家里给刘淑茶写来一封信，告知家里变故。刘淑茶与姬竹莲关系非常好，姬竹莲看了这封信后，就随手扔在宿舍桌子上，后来刘淑茶父亲的历史问题就在同学中传开了。不过这件事并未对刘淑茶本人带来什么麻烦，但刘淑茶自己免不了有些政治压力。我的家庭变故同学们一点都不知道，但自己心中明白，思想负担总是有的。这样一来，我就同刘淑茶比较多的进行一些交流，以排遣内心的压力。张睿家庭是贫农出身，同我很谈得来，经常在一起谈笑玩耍。我们后来在秦岭公司劳动实习时，张睿还带我到他们乾县老家去过，那时他已结了婚。他媳妇在农村，能演戏，在农村业余剧团演出的《红灯记》中演铁梅。张睿毕业后分配到兴平408厂，也就是现在国家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当时工作过的那个厂。郭伯雄就是从408厂参的军。 在徐扬公社劳动时，有一次，我同谢纪福、李香明、裴凤玲、刘淑茶等在地里干活。休息的时候，李香明拿出身上背的行军水壶让裴凤玲喝水，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李香明与裴凤玲两相好了。谢纪福一把夺过水壶，仰头就喝，嘴里还说：“咱不管婆娘娃娃……”说得裴凤玲有点不好意思，我只是跟着打哈哈热闹一番。 李香明和裴凤玲毕业时一起分配到新疆，二人结为夫妻。李香明后来在新疆广播电视局当总工程师，后任新疆侨联党组书记。 刘淑茶是个很稳重的女同学，平时不爱多说话，说话也声音低低的，很少见她有生气发脾气的情况。因为是陕西同乡，又能谈得来，所以她有些心里话愿意对我讲，也乐意听听我的意见。她的一个男同学叫张德玉，和她从初中就同学，关系很好，早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她考上交大，张德玉考上了030军校，这是二炮的一所军事院校，两人关系一直很好。文化大革命中，刘淑茶她父亲的历史问题被提出来，030军校对张德玉进行家庭政审，认为他同刘淑茶的婚姻问题不符合政治要求。刘淑茶很苦恼，向我倾诉这一情况。我建议她与张德玉好好谈谈，看有没有办法能保持他们长达十多年的关系。刘淑茶同张德玉沟通后，张德玉向学校提出，毕业后宁肯分配到地方工作，也要保持同刘淑茶的关系。组织上看到张德玉态度坚决，又对刘淑茶的家庭问题进行了审查，认为张德玉可以同刘淑茶结婚。刘淑茶把这一情况告诉我，我鼓动她赶快去030部队同张德玉结婚，免得夜长梦多。刘淑茶听从了我的建议，到030部队去呆了一个星期左右。回校后，我问刘淑茶结婚了没有。刘淑茶笑着给我说，她去030部队后，部队的领导告诉她，既然政审合格了，大家离毕业不远了，毕业时结婚也不迟。我听了这话，心里总觉得不踏实。果然到我们毕业分配时，030部队领导再次进行政审，又不同意张德玉同刘淑茶结婚，也不同意张德玉转地方工作。张德玉一气之下，同老家农村一位姑娘结了婚。一对相爱十多年的恋人，最终被政治大棒打散了鸳鸯。刘淑茶后来在毕业离校前同我们交大的同学高锡厚结婚，一起分到宁夏银川去工作。刘淑茶后任银川市政工程管理处的领导。高锡厚成为市经委的一个处长，可惜未到退休年龄便因病英年早逝了。 1969年夏天的一天，我们电制43班的几位同学相约去爬华山，我约喜爱一起去。大家下午坐火车到孟塬车站下车，然后步行走到华山脚下。这时天已经半夜了，大家摸黑上山。我已多次爬过华山，对上山的路略记得一些，其他同学中也有几位过去爬过华山，大家边走边探路，又说又笑的向山顶攀登。经过一夜的攀登，我们赶天亮到达了北峰，然后马不停蹄地游览各个景点。郭宗信、刘淑茶等同学热情的互相帮助，一路上玩得十分开心。我和喜爱在华山上拍了不少照片。喜爱在华山北峰拍的照片非常好，给我们留下了永恒的记忆。我们当天下山后就返回了西安。 学校里的“斗批改”实在没有多少事情可干。69级的学生等着毕业，但中央一直没有下文件，学校里又安排学生下乡、下厂进行社会实践了。我们班于1969年9月来到了秦岭公司劳动实习。我被分配到一个绕电机线圈的班组劳动。这个班的班长是个复员军人，中等个子，白里透红的方形脸庞，说话办事稳当干练。班组里有一位师傅唱歌声音很好，他说他父亲在陕西省木偶剧团当演员，他的嗓子条件好，父亲叫他到剧团唱戏，他不愿干那一行，所以进工厂当了工人。我来到这个班组时，班组里师傅正在参与一项新任务，那是我国打下了美国U-2型无人侦察机后，把其零件分解仿制，秦岭公司接受了测绘仿制U-2型飞机上的电机的任务。我看了放在班组地上的电机，觉得很一般，没有什么高级精密的地方。我只管参加劳动，用模具绕线圈，至于测绘研制的事没有过多参与。 和工人在一起是十分快乐的，那位会唱戏的工人师傅性格开朗，说话诙谐幽默，他给我讲了许多工厂里的故事和笑话。他说：“秦岭公司有许多顺口溜：上班跟散步一样，下班跟赛跑一样，开会跟静坐一样，吃饭跟打架一样，炊事员胖得像猪一样，领导说话跟放屁一样……”工人们在工间说话取笑，完全是寻开心，并不是对厂里有多大的意见，当然也反映出了他们有不满情绪。 陈发礼师傅是我们班的工宣队，我们到他们厂来劳动，他自然对我们非常热情，给我们介绍兴平地区的历史，兴平的文物景点，哪里是“十里铁板桥”，杨贵妃墓在哪里，“兴平杏核凉眼药”的故事等等，使我们感到十分亲切可敬。 我在秦岭公司劳动的时候，喜爱正同他们班同学在留坝县两河口公社石门子大队吊坝子小队劳动。我们无法见面，只有靠书信传达感情。关于她这一阶段的生活情况，她发表在交大《校友之声》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大山里的回忆》有生动的描写。 大山里的回忆 1969年的秋日，我们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机制51班一行几十人，因为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被派到秦岭山中的留坝县两河口公社去。 从西安坐了十个多小时的火车，早上从凤县火车站下了车坐上汽车，便开始在山路上穿行。白色棉絮般的云朵在山腰浮动，置身于此，仿佛进入人间仙境。汽车一直在山间行驶，离开了国道后，山路仍然很好，我们都不解，为何已是大山深处，仍有如此高水平公路？带路的公社干部告诉我们，因为这儿有国家三线工厂，专门为它修的这条路。汽车走了几个小时，直到中午才到了公社。偏僻的公社小院，一下子来了几十个大学生，变得人满为患。没地方坐，我们便满院子站着。回顾着一路上的感受，新鲜劲让我们兴奋。公社领导也很高兴，安排炊事员为我们做饭。饭很简单，每人两个大馍，一小碟菜，白水粉条萝卜。趁我们吃饭的空隙，公社干部向我们表示了欢迎之辞，简单介绍了公社的情况，并希望我们将“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带到山里，希望我们与贫下中农好好结合，学习他们的好品质等。 吃过饭，分配了各个小组所去的地点，我们班的同学分几个方向又随汽车出发了。我们这辆车一路走一路播种似的陆续下人，最后到了石门子大队的吊坝子小队，只剩下了我们男女生共六个人，有史先修、焦洪德、戴呈祥、张克谦、杨玉梅和我。小队部所在地是一个学校场院，两边两排房子，一排是小学校，对面一排有的房子住着机砖厂的人，有的空着，让我们两个女生住一间，四个男生住一间。场院里农民正在打谷子，看见我们来，热情的招呼我们放下背包，指点着说，对面山上毛栗子多，你们山外人稀罕那东西，去山上边玩边捡栗子吧。我们很高兴，每人拿了个军用书包，涉过一条小河便上山了。 山连着山，但都不高。栗子成熟后都炸开了，落在草丛里。我们东一颗西一颗的拾着，大约总共只拾了一书包，天已擦黑了，我们差点迷了路，幸喜小队院子有灯光，才不致于回不了住地。后来与农民混熟了，才从他们口里听说，在我们到来之前他们听说西安交大的学生见人就打，非常可怕，所以一来就让我们上山拣毛栗子了（这也算是一种贿赂吧）。 在吊坝子的两个月，非常让人留恋。以后的岁月里，我也时常回忆起那段岁月。 我和杨玉梅两个女生，在学校时也算不上亲密无间的好朋友，可到了那儿，人生地不熟，我们两个不仅非常要好，而且简直形影不离，互相照顾。她比我大几岁，象个大姐姐一样关心我，照顾我。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商量事，我发现我的皮带头坏了，想拆开重装一下，找不到工具，便用割草的镰刀头撬了一下，谁知道用力不当，一下子把大姆指割破了，顿时鲜血直流，我疼得乱叫。还是她有经验，撕开棉袄，揪下一团棉花，让男生用火柴烧成灰给我按在伤口上，用布缠住，才勉强止住了血。下午，我没有去地里干活，手指疼得突突跳，好不容易才盼到他们收工。至今我的左手拇指上还留着一条伤疤。 我们到山里，似乎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撒播“文化革命”的火种，但是这个任务却被我们抛到了脑后。我只记得当时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劳动。我虽然当时只有20岁，正是女孩花季的岁月，却也象当地山民一样，头上包一块方巾，腰里缠一条葛麻藤，背上背个背篓，到十几里外的地方去收苞谷。 有一次我背了苞谷穗往回走，听见后面汽车喇叭响，我仍只顾自己走。我本来走在路边，也就没再躲，谁知司机嫌路不好走，嫌我碍路，一个劲按喇叭。我回头看了一眼，只好违心地走下了路边。就这样那个司机过去后还把头伸出驾驶室骂了我一句：“你是个聋子！”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心想，如果在西安市你敢这么凶？还不是在山沟里显你会开个车！ 还有一次去背苞谷，山坡地的苞谷长得不好，一个穗子只有一小拃长，还有许多穗尖被鸟雀啄去了籽粒，好长时间也摘不满一背兜。中午休息时，我们在附近的小河里洗手，戏耍。男生就翻石头想逮螃蟹。突然听见焦洪德“唉哟”了一声，我们几个过去问：“怎么了？”他说，被什么咬了一下手。到底是男生，够勇敢的，他戴上手套，又去河里原处摸，这回让他抓住了，一看，是只青色的鱼，一尺来长，还有四只小手，我在动物园里见过，“是娃娃鱼！”“真是娃娃鱼！”大家齐声喊了起来。怎么办呢？距收工还有一段时间，于是我们想了个办法，用葛麻藤拴住它，然后把藤压在石头下。等收工时去看，果然鱼还在那里，我们象打了胜仗似的，高高兴兴拥着焦洪德回到了驻地。我们几经商量，才决定吃了它。因为是去接受再教育，吃的是派饭，自己没有锅灶，给生产队的周副小队长说了一下，借他的锅用，还从河对面的大队书记家要了点调料、葱之类，用水一煮，放点盐、葱等就行了。锅很大，足有半米多直径，一条小鱼煮在里面，很是可笑。鱼不一会儿就被煮熟了，史先修用小刀划开，我们六个人一人吃了一点便没了。说实在话，一点儿不好吃。可惜那时没有保护珍稀野生动物的意识，一条娃娃鱼就这样被我们给吃了。现在有的人鸡鸭鱼肉吃腻了，想着吃生猛海鲜，飞禽走兽，珍稀动物。经常有报纸报道抓获贩卖娃娃鱼的人（现在娃娃鱼属国家保护动物），查获餐馆里有烹调娃娃鱼的消息，我真想对这些人说一句，别吃了，一点不好吃，真的。 我们白天劳动，晚上有时候也去剥苞谷，可以边剥边听山民唱山歌，唱的什么词，我没听懂，便跟着一位女社员学唱，还没学会，就被史先修训了一句“没羞，唱那些歌！”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可能民歌都是情歌吧，不唱算了。 我们几个人中，张克谦是最学识渊博的。有一次收工路上，他给我们猜谜语，我至今还记得，是“黄绢、少妇、外孙、舌辛”，打一四字用语。我怎么也猜不出，他卖关子，让我们继续猜。谁也没猜出，他才说是“绝妙好辞”。从那以后，我对猜谜便开始有了兴趣。直到现在，看到谜语，我总想猜一猜。 秦岭山里因为医疗条件不好，许多人患大骨节病、大脖子病，孩子也缺，有的人家里没有孩子，所以上学的人也少。小队唯一的一所小学就与我们为邻。十几个学生，几个年级在一个教室里上课，一个女老师（可惜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分时间给各年级学生上课。学生有的在听课，有的在做练习，挺听话的，要是放在城里，早乱套了。学生穿得不好，有的学生棉袄外面还套一个破布衫，意思是怕弄脏了棉袄。吊坝子小队几十户人家，只有几个中学生，年轻人里，有个叫张艺芳的女孩，与我年龄相仿，才上个中学，便是很有学问的了，上工在女孩子中拿工分最高，每天八分工。有几个妇女向我和杨玉梅打听张克谦的情况，想把张艺芳介绍给张克谦。这事我们听了只觉得好笑，并没有当回事，谁知他们竟然真的说给了张克谦。不管事情成不成，但过后我想，山民们真挚的心，是想找一个大学生给他们当女婿的呀。 最让我想不通的是，留坝虽然属汉中地区，但离关中并不远，可做饭的锅灶，做饭的水平，相差的却很远。在吊坝子，每家有两只大锅相连，一个煮饭，一个煮猪食。烧的是树干（每家有十亩自留山，被他们称为枒枒柴的树枝是不烧的），不用风箱，火不旺了通上竹管用嘴吹，一生火满屋烟，熏得人直流泪，好多人害眼病。我问他们为什么不用风箱，这么多烟为什么不想办法改造一下。他们说，烟可以熏楼上的粮食，不受潮，不出虫。这倒是真的，秦岭山里雨多，气候潮湿，家家户户粮食都放在楼上。可是因为这个原因，人反倒受委屈，真不划算，不知道现在他们的环境改善了没有。 我们住的地方还算比较先进，有一个机砖厂，所以有电灯。有一次我们还好奇的去参观了机砖厂的生产流程。虽然我们是学机械制造的，但当时尚未学到多少专业知识就“文化革命”了，年龄又小，对机器挺感兴趣，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现在回想起来，那些设备真是既简单又落后，有许多地方应该加以改进。正因为有了这个机砖厂，山区邮递员才能间隔两三天就来一次。我们给家里，给同学，包括我给后来的丈夫，当时的好友李志杰，杨玉梅给男朋友姚芒库的信，都是我们直接交给邮递员发出的。当时我在吊坝子学农，李志杰在兴平县的秦岭公司学工，隔山隔水相望，只有通过鸿雁传书似的书信保持一种心际间的联系。每次收到他的来信，我都反反复复地看数遍。后来听他说，他在地图上找到了江口，以为就是两河口，其实江口离我们还有几十公里呢。 山里的风景很美，一架山连一架山。我们去时正是秋天，山上自然林一片一片分得清清楚楚，山坡上一片红叶子的是耳树林，耳树就是用来种木耳的一种树，当柴也好烧。有的山坡是青冈树林，有的是板栗树林等，绝不混交，这大概就是自然繁殖的结果。 从小长在宝鸡，又在西安上了几年学，也没觉得馍有什么好吃，可是到了山里，整天吃的是一种粗细合一当地人称末糁的苞谷糁子饭，偶尔吃一顿米饭，我们六个人个个都馋馒头。有一天，我和杨玉梅与张艺芳相邀，利用一天空闲，去枣木栏镇赶集。早上天亮就出发，翻过一座山，山坡上竹林一片，虽是晚秋仍翠绿翠绿，不时有鸟儿被我们惊起。整整走了一上午，大约中午12点多才到目的地，也就是一个镇子，镇子上只有一条街。约好了见面地点，张艺芳便去买东西了，我们俩找见一家食堂，里面卖馒头、面条，高兴极了，美美吃了一顿，还买了好几个大馒头（一个足有半斤）带回住地给其他几个同学吃。在学校时笑话南方同学不吃米饭不算吃饭，可到了这儿，那馋馒头的劲儿，一点不亚于南方人馋米饭。 我们在山里劳动了两个多月，到了11月底，天气已经很冷了，下了一场雪，地上结着厚厚的冰。接到通知，我们要回学校上课了。先一天晚上，我们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第二天中午时分，接我们的汽车来到了吊坝子边的公路上，我们上了汽车，吊坝子的农民几乎全都来送我们，有几个妇女哭得呜呜的。至今我还记得，那个小队会计的媳妇，哭得最厉害。她边哭边说，你们这么好，可在这儿什么好东西也没吃到，真是对不住，以后有机会回来看看，我们一定好好招待你们。还有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几个年轻人，也非常舍不得我们，一再对我们说，回西安后一定要给他们去信。 回到西安，紧张的学习生活开始了，但我们仍然忘不了那些善良淳朴的山里乡亲。我们六人相约到西安最好的照相馆——钟楼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让文笔最好的张克谦执笔给吊坝子小队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我们的合影，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怀念。后来他们也回了信，好几大页纸，看来还是专门请人写的，文采及字体好极了。 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可那一段日子却最使我难忘。我经常把那里的情形回忆着说给家人听，他们也都觉得生动有趣。在城里呆的时间长了，真希望有朝一日再重返留坝，去吊坝子看看那儿的青山、绿水、翠竹，还有那些淳朴的山民，会唱歌的小狗，还有那满山遍野拾也拾不完的毛栗子。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1969、1970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规定毕业生从7月份开始分配，月底前分配完毕。 这是一个令人十分高兴的好消息。尤其对于我来说，更是天助我也。1969级和1970级毕业生一起分配，这给我创造了同高喜爱分配到一起的机会。那时毕业分配，完全是工宣队说了算。我向工宣队师傅说明了我和高喜爱的关系，希望将两人分配到一块儿。过了几天，工宣队告诉我，准备把我分配到汉中某个厂。那时候毕业分配方案完全保密，一般不提前告诉分配方案，虽然征求学生意见，但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完全两可，一旦方案公布，就得无条件走人。我对工宣队说：“你们看一看汉中有没有机切51班的分配名额。如果没有，我要求把我和高喜爱分配到一起，要求只照顾我俩的关系，不可虑照顾家庭，分远分近无所谓。”过了几天，工宣队告诉我：“把你和高喜爱分到一个单位了！”我问：“去的地方远近如何，交通便利不便利？”工宣队说：“不远也不近，交通便利！”我心里感到很高兴。 公布分配方案时，工宣队告诉我：“把你们分配到甘肃省重工业厅了！”说话的口气表示这很不错，满足了你的要求。我一听这话，心里却并不很高兴。因为我的愿望是把我和高喜爱分配到一个确定的单位，单位远近好坏无所谓。把我们分配到甘肃省重工业厅机关，肯定还要再分配，谁知那时能不能把我们分配到一起。工宣队没有搞过毕业生分配，他们以为把我们分配到甘肃省重工业厅，就在重工业厅上班，其用心是好的，对于我们这样的条件，其方案应该说是不错的。但我明白，二次分配是个严重的问题，况且听说今年分配到甘肃的大学生统统要下农村锻炼，锻炼之后再重新分配工作。我想，我们分到甘肃后，若被分到两个地方，这对我俩的婚姻关系可能会造成影响，不如现在就结婚吧。我向喜爱说明我的意思，她欣然同意。我俩就去机械系办公室开了一张介绍信，到兴庆公园北边的挺进街“陕西省西安市向阳区革命委员会”领取了结婚证。 这是一张小32开的普通纸印刷的结婚证。上边是毛主席语录：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下边紧接着是红色结婚证三个大字。下边是：挺字第256号。再下边是： 李志杰 男 汉族 27岁高喜爱 女 汉族 22岁 自愿结婚，经审查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发给此证。陕西省西安市向阳区革命委员会（盖章）一九七0年七月二十五日 结婚证一式两份，另一份只是把高喜爱的名字写在了李志杰名字之上，其他完全一样。在李志杰名字在上边的结婚证背后，用钢笔写了“25/7供水果糖贰斤”的字样。 没有请客，没人送礼，没有举行仪式，没有事先征求家人的意见，我们就这样正式结婚了。现在，每当我看到大街上一对对情侣携手款款散步的时候；看到艳阳之下公园里一双双即将步入婚姻殿堂而拍摄婚纱照的时候；看到贴着大红喜字的长长的车队在马路上缓缓而行的时候；看见高朋满座，觥筹交错，庆祝一个新家庭诞生的时候；看到婚礼上新郎新娘互换结婚戒指，相拥喜饮交杯酒的时候，我的心里总会激起一波涟漪：我对我的白雪公主、宝鸡才女喜爱究竟作了些什么…… 为了早一点赶到兰州报到，争取二次分配时能分得好一点，我俩没有去岐山杨柳村，背起铺盖赶回宝鸡，在喜爱家呆了一天就登上了西去的火车。 作者简介：李志杰，1943年生，1969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电机与电器制造专业，主任记者，共产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任《慈善书画》杂志副总编。
